荷兰纪录片导演海蒂霍尼曼说:“我只是想去做这样一个电影,称颂爱,以及让死亡呈现一个宁静的视角。海蒂的这部纪录片名叫《永远》,它曾创下荷兰纪录片电影票房记录,并获得多项国际最高奖项。这一次,它作为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的开幕影片在北京首映。
为期六天的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这个非政府行为的纪录片活动,一部分内容是展映,就是放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获奖纪录片,另一部分内容是请全世界最顶尖的导演到中国来交流。“眼界改变世界”是它的主旨,所展映的纪录片势必在某种程度上“挑战”观众对纪录片的审美。譬如《永远》,“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观看的影片。”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的策划人、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的掌门人、大陆惟一一家专业纪录片代理商郑琼说。《永远》的确非常安静:围绕法国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徐徐展开,人们前来祭奠和膜拜葬在公墓里的艺术家,敬慕者们面对镜头羞涩谈论艺术和生命中的美丽。
就在郑琼决定将此片作为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的开幕影片时,她的朋友极力怀疑,习惯了快节奏的人们能耐着性子把这片子从头看到尾么?郑琼不做辩护,她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永远》时的情景,在德国纪录片节看到《永远》,她看着看着就被吸进去了,一帧都不想放过,“你甚至会觉得看过它后,即使坐飞机掉下来也值!”就在她一手策划的12月12日的纪录片论坛开幕式上,95分钟的放映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中场离席,影片结束后,掌声在880人大厅中足足回响了半分钟。
“诗意、美好、平静。艺术让生命充满美感,这部安静唯美的纪录片,让我重新审视我的生活。”一位观众在豆瓣网上留下观后感。美好,正是郑琼想通过这次为时六天的纪录片论坛传递出来的东西。
包括《永远》在内,来自荷兰、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20部纪录片,像一道道佳肴被陆续端上芝加哥贫民窟黑人少年的《篮球梦》、国际黑手党血腥捕鲨的《鲨鱼海洋》、北京奥运会前夕铺天盖地的《我为英语狂》、非凡的鸡的传奇的《鸡的自然史》、日本NHK的自然生态片《里山,神秘的水世界》、探讨老挝战后历史的《收割炸弹》、触及世界咖啡公平交易的《黑金》……每部纪录片都或严肃或风趣的展现了人性中的美好、悲悯的一面。
郑琼选择展映它们,就在于,“它们的内容其实是符合人类未来美好的方向的,传递一种极其正向的东西,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好的纪录片,并非是沉闷和无光彩的,它可以穿越时间和意识形态,发人深省又给人巨大的艺术享受,这一直是郑琼想推广的纪录片理念。在郑琼看来,纪录片是一个管道,透过这些管道被传播的是爱,它至少在那一霎那会让你内心逐渐柔软起来,也让这个世界不那么紧绷。
在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中展映的纪录片中的大部分都是大陆首映,你很难通过像电视台、院线这样的大众渠道去欣赏到它们。用郑琼的话说:“渠道都被垃圾占满了。”
作为一家纪录片代理商,郑琼的零频道公司,工作之一是购买国际范围内好的纪录片,销售给国内的电视台,零频道已经收藏了30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但绝大部分片子都无法在电视台公映。“你相信吗?我们一年最多卖5部片。”郑琼笑起来,有点无奈又有点认命。跟国外艺术院线、DVD音像品、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等多元的纪录片发行渠道相比,电视台成为大陆纪录片最主要的发行渠道,而就是这个渠道也被堵得窄之甚窄。真正播放纪录片的电视频道非常少,零频道的主要客户则是央视科教频道和上海纪实频道,零频道曾经试图把片子推荐到央视电影频道,原本以为这个频道跟纪录片对口,结果被一口回绝,对方称,只放故事片不放纪录片。不仅如此,电视台节目制播不分离,又让独立和海外纪录片少了很多进入电视栏目的机会。
国内电视台购买纪录片的低价格和对纪录片的处理方式,常常让海外制片觉得不可思议和不被尊重。国内电视台出价最高的是央视,2000美金-3000美金一小时,而地方台往往只出到5元-100元每分钟的费用,这种价位让国外制片人或发行商觉得中国纪录片市场太廉价,“央视曾经看重一部反映德国现代舞舞蹈家的纪录片《皮娜鲍什》,最多愿意出到3000美金一小时,但该片在国外的版权费是中国的三倍,交易往往就此终止”,零频道的职员小钱说,“还有像CCTV人物、绿色空间这种专题性节目,它需要把90分钟的片子分成3集来播,还要把东西编成栏目的风格,这就割裂了影片的完整性,很多海外纪录片导演因为不愿意这样做,也会导致交易终止。”
电视台的渠道打不开,但又不想把那么多好片子只窝在自己手里,从2005年开始,零频道每周四晚上都会在办公室举行小型的免费观影沙龙,差不多搞了700多场,四年间,一直追随看片的老观众对郑琼说:“我太感谢你们了,虽然晚了一点,但好歹我在闭眼之前看到了这样的好东西。”
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就像四年来零频道观影沙龙的一个大爆发,因为经费的限制,零频道没有搞大规模的媒体宣传活动,不过是在热门的网络社区发帖子,但观影沙龙积累起来的人气让这场隆冬的活动充满了纪录片粉丝的热忱。
论坛纪录片的展映场,选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300人左右的放映厅。展映厅的入口不太好找,不时有人跑错了大厅,询问保安具体地标,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几乎每场,当放映厅灯光暗下来,已是满大厅的人头,灯光亮起来,又是满大厅的掌声。对于这些纪录片,观众似乎一点都不吝啬掌声。甚至还有人因为错过了某部记录片,专门跑到郑琼面前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再放映。这都让郑琼心怀安慰,她始终认为大陆没有纪录片市场,但中国观众仍有对好东西的需求:“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只是这种需求还是有待开发。这一次的20部片子,并非免费放映,为了控制入场人数,也为了不至于让论坛太亏本,郑琼设置了一个100元门票费,观众花100元看足20部纪录片。
一些观众觉得贵,想凭运气进入放映厅,郑琼对这种情况只有苦笑:“人们在门口想免费进来,这就有点掠夺性消费。我们在每周四免费放映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人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上字幕啊、你们应该搞一些咖啡什么的。”显然,人们对纪录片的有审美诉求,但这种诉求并没有壮大到形成对纪录片的稳定消费群和消费习惯。如何将大陆纪录片的潜在消费群挖掘出来?
郑琼的零频道走的路径是定期公益放映,另外一家纪录片的推广者一一CNEX(Chinese Next)影像基金会,这个成立三年的纪录片公益基金制作与推广平 台走的路径是校园放映。就在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开幕前的一周,CNEX刚刚结束了他们在上海的青年论坛纪实影像全国高校巡展,而在2008年,他们的首届青年论坛影展是在清华大学拉开的序幕。这群独立纪录片人惊讶地发现,纪录片在大学生中反响热烈。“消费者是要被培养的。他们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消费能力,如果他们有了对纪录片的基本喜好,将来他们有消费能力时,他们将会以他们的方式来支持喜欢的影片。”CNEX的创始人之一张钊维说。在张钊维看来,无论是零频道还是CNEX,通过这些地面工作,小众口碑积少成多,就可以变成纪录片的力量。
当郑琼苦叹独立纪录片在电视台那样的大众传播渠道没有一席之地时,张钊维却笃定的说,独立的纪录片不容易去面对所谓的大众,也没有任何义务去面对大众。“纪录片的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的本质,以及导演的个人态度倾向,都限制了它成为大众媒体上的主要内容。”张钊维说。
在国外,纪录片也并非是盈利和大众的产物。按发行渠道来说,DVD是纪录片的第一大市场,其次才是艺术院线和电视台。只是在欧洲,观众拥有对纪录片的收视习惯,晚8点到10点的黄金时间才会留给纪录片而非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大众收视习惯骨子里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转向,张钊维说:“当这个社会有一点心理空间来思考一些问题和对赚钱以外的事情产生好奇时,纪录片才有可能在电视上占比较大的份额,否则在整个社会气氛下,大家谈的还是股票房地产,白天已经很累了,晚上打开电视,发现是跟你讨论严肃现象的纪录片,他可能不会想看。”在这个问题上,郑琼的想法基本和张钊维一致:“中国纪录片问题的真正根源在文化,权力文化、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怎么能有纪录片市场?”这就意味着,在大陆目前的娱乐至上的文化氛围内,花点心思在小众路径中寻找潜力空间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在院线放映和咖啡馆放映之外,张钊维认为,大陆纪录片的市场在小众空间内或许还有能进一步的推广路径。在国外,张钊维看到发行纪录片DVD时有公共播映版,如果一般的正版DVD卖到50块或100块,公播版可以卖到500块或1000块,这些公播版往往是卖给社区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院校等公共机构,用于收藏、研讨、活动放映或者教学放映,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和这些机构的提升公民素质的职能刚好是相互呼应。
“在国内找1000个图书馆不难,难得的是如何达成这样的公播版的共识。”张钊维认为国内已经出现了公播版可行的苗头,“我们去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参加活动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觉得该收藏一些独立影片和纪录片的作品,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每年几十万人民币的预算就能收集到当年的好作品。”在盗版成风的音像市场,张钊维的“公播意识”听起来很前卫,但至少这也是开拓纪录片空间的可能路径之一。
也许正是因为有零频道和CNEX这样的抱着“一切皆有可能”态度的探索者,才能实现人们对纪录片审美和需求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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