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的的基石和魅力所在。它要求创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以非虚构的方式从事创作，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纪录片的真实性的前提是创作者拥有一个开放性的思维，而不是先入为主的简单判断，然后取决于在30分钟或50分钟或更漫长的时间的作品中提供多少有意义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真实观念的理解史，真实问题永远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互相缠绕，无法分离，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时至今日，业内人士仍在上下求索“真实”的内涵和外延，并想对其范围作出界定。

　　真实环境、真实时间、真人、真事，这四“真”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上，一直被视为是生命之所在。自上世纪50年代起，“挑、等、抢”的拍摄手法（又被称为“自然主义手法”），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文革”中曾被提升到政治素质、政治态度的高度。事实上，在电影纪录片诞生后的百年间，“真实再现”的手法就一直被采用着。弗拉哈迪（Rober Flaherty）的被公认为是世界纪录片开山之作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一片中，许多情景也都是利用重拍、摆拍等虚构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很善于进行组织拍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重拾现场”、“复原补拍”。

　　纪录片所摄对象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生活经历还是摄影机前的人与物服从于一个创造性的想象的要求？叙述有时被设想为故事片形式的唯一范围，也是纪录片解说的一种选择形式，并且在一定时间被大力推行：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中的“悬置结构”和表现都市生活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影片。

　　当然，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权威受到一定的威胁和挑战。

　　其一：这种威胁和挑战是来自操作层面。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电视台NHK在拍摄纪录片《喜马拉雅深处的禁区——穆斯塘王国》是，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在摄制组向山上攀登时，为了表现艰险，让人想画面内抛撒随时和流沙，此时本日本“朝阳电视台”在1993年2月2日的《朝日新闻》节目中曝光后，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其二：来自技术层面，由于计算机技术进步，运用计算机生成图像或修改图像绝非什么难事。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演员扮演的阿甘能够与新闻片中的肯尼迪总统握手会面，而且做得天衣无缝。美国Discovery频道节目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希特勒的私生活场景，还有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在《刺杀肯尼迪》一片中，将片中肯尼迪被刺杀的段落制作成新闻纪录片的风格，利用纪录片的真实感和权威性，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其三：是来自观念层面。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真实的观念也在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能够保持纪录片的真实和权威性？

　　现在看来，较佳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让科学纪录片拍摄。所谓科学，就是利用有系统的观察方法而获知的知识本体，获知真理，也一定能让我们不断的接近真实，了解真实。

　　除了运用科学而系统的观察方法，运用实证，归纳的方法和实验观察的步骤来拍摄纪录片，我们也可以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尤其是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经验，应用于纪录片拍摄，开阔我们的思路。

　　电影大师巴赞认为电影具有任何艺术都不具有的反映现实的优势，因此电影应成为最现实主义的影像表现，为人们展示平时容易被忽略的真实景象。他说：

　　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它能揭示真实，在外部世界的背景中分别出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的倒影或一个孩子的手势，这无需我指点。摄影机拜托陈旧的偏见，清除了我们的感觉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用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从而激起我的眷恋。

　　纪录片真实的“价值”值得我们思考。一部电视纪录片如果给了观众一些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生存环境的知识，关于一些人的生存信息，向社会发出呼吁，那么这样的纪录片就有了一定的价值；一部电视纪录片如果反映了一些人的精神，这些精神又是很美好的、健康的、明朗的，给了观众人生的启示和教益，那么它在主题上又上升了一个档次；一部纪录片如果反映的是一些人的生存境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通过一条小小溪流的命运让人想到整个河流的危机，向整个社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呼吁，应该说这是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境界。

（文章来源于知网，作者张瑜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