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工作者不在拍摄纪录片，就是在拍摄纪录片的路上”。全国政协委员、纪录片导演王建国（夏蒙）今年依旧为纪录片“发声”。

3月5日，全国政协文艺界联组会议结束后，王建国接受记者专访，聊了聊他在“路上”的经历与思考。从纪录片市场化到“走出去”，从创作革新到传播革新，在王建国看来，优秀纪录片能够真实记录当下生活和社会变迁，并很好地将中国故事讲述出去。纪录片创作需要下“笨功夫”，最为重要的是，创作者要有一双时刻观察生活的眼睛。

短纪录片并不等同于短视频

记者：刚刚会上你提到短纪录片的概念，短纪录片这种类型会损耗传统纪录片的纪实性与厚重感吗？

王建国：纪录片本身就分为不同类型，国际上纪录片的标准时长是每集50分钟，短纪录片是一种比较新的形式。传统纪录片虽然更有文学性、思辨性，但当下越来越多用户向移动端偏移，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50分钟对于手机端来说太长了。

纪录片是要讲故事，这个故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短纪录片能把故事讲好，又契合当下的传播环境，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类型。

记者：如何把握短视频和短纪录片的异同？

王建国：短纪录片并不等于短视频，纪录片可以像短视频一样碎片化传播，但碎片化的短视频无法成为纪录片。原因在于短视频缺少纪录片整体构思、相同主题，以及创作者对题材的深刻思考。你可以把纪录片碎片化传播，但从一开始要把它做成一个纪录片，要凝聚纪录片的精气神在里面。许多短视频内容很有趣，也足够吸引人，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视频集合起来，未必能够搭建一个完整的故事。

纪录片如何更好“走出去”

记者：你怎么看当下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

王建国：随着我国软实力在国际上的提升，纪录片“走出去”成果越来越多。

纪录片有记录时代的功能。中国每年都会建设许多高铁、高楼，以及不断刷新纪录的大桥，国内有很多像《超级工程》这样的优秀纪录片真实记录下这些变化，并很好地将中国故事讲述出去。

要想进一步推动纪录片“走出去”，我们还要了解——什么是更国际化的纪录片。这就要求我们所讲的故事视野要更开阔，内容要更吸引人。

向年轻人靠拢，改变讲故事方式

记者：你拍摄了许多文献片、理论片，如何让这类题材变得更生动，更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王建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创作《筑梦路上》时，我们便遵循艺术规律和对受众的判断，把50分钟一集的纪录片改为25分钟一集。因为两个25分钟加起来刚好是一个电视剧的长度，这样更利于编排播出。此外，年轻的观众也不喜欢冗长的叙述，我当时就跟创作团队说，我们要用25分钟讲完西安事变，用25分种讲完解放战争。

时长变短后就更需要精益求精的拍摄。我当时定了几个硬指标：

第一，  所有的拍摄者不许带变焦镜头，一旦用变焦镜头，就得来回推拉，让一个镜头变得很长；

第二，  不准带摇臂升降臂，这样就不会为拍摄一个建筑物，没完没了的移动；

第三，  每分钟的画面不能低于25个，也就是说两秒钟左右就要切换一次画面，这样观众会更有新鲜感。

另外，《筑梦路上》的故事很多带有一定揭秘性质，更多关注以往作品里不太注意的细节，这样情节就更为生动。我很反对参照一个文件或一个撰稿，让编导往里面不断塞画面的做法，因为这种创作方式是本末倒置的，没有采访，没有拍摄，不会知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记者：如何看纪录片的市场化发展？

王建国：纪录片市场化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像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等每年都购买相当数量的纪录片，并投入资金拍摄纪录片，这些都是市场化的结果。

资本运营会让创作资金的筹集更有优势。从整体来说，市场化有助于推动纪录片创作和产业的发展。过去只有电视台里的纪录片人在拍摄纪录片，现在许多独立纪录片人也在创作纪录片，像《二十二》不仅上了院线，还取得不错的票房，这也刺激了资本对纪录片的兴趣。我想在未来几年，资本对纪录片的投资还会加大。

同时，还要用“笨功夫”去做研究，因为有很多领域不熟悉。比如，我现在正在拍摄生态纪录片《长江之歌》，就需要涉猎大量地理、人文知识。我今年带来一个提案关于“设立国家生态纪录片基金”，就是想鼓励更多纪录片工作者参与进来。

记者：你认为纪录片创作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吗？怎样看待和把握纪录片中纪实与“虚构”的尺度？

王建国：这实际上涉及纪录片的美学问题，许多纪录片也是纪实与“虚构”融合呈现，关键看尺度的把握。像表现历史内容，没有图片、没有影像，就可以适当用扮演的方式呈现。英国、美国拍了大量这类纪录片，像《敦刻尔克》、《商业大亨》、《南北战争》等经典纪录片，就是用演员扮演的形式，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但是，扮演这种方式，在表达现实生活时要慎用。如果创作时的重心不是记录，而是扮演，那么它就已经变成一种故事片。我不太赞成纪录片中过度使用再现表演，就算表演也最好不要有台词。在传统的纪录片美学中，是比较排斥这种创作的，因为它没有给观众带来历史代入感，反而会因为拙劣的表演或台词影响人们对人物的理解。

记者：回想一下自己的纪录片生涯，哪些回忆仍旧会历历在目？

王建国：太多了，就说说拍《筑梦路上》的经历吧。当时我们沿着国境线行走，摄制组来到一个海拔5400米的边防哨所时，有一个助理摄影师去换轮胎，一口气上不来差点牺牲。

就在今天，《长江之歌》的编导还在三江源地区拍摄。做纪录片，我们已然习惯了艰苦、危险，以及面对每天的未知。

记者：想对年轻的纪录片人说点什么？

王建国：做纪录片，中国古人的一句话非常有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没有足够的阅历和阅读量，可能很多历史文化现象摆在那，你也不会去注意它。我特别喜欢一部纪录片《西南联大》，导演徐蓓有着海外留学经历，是一个学者型导演，拍得非常用心。

 当然，纪录片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双时刻观察生活的眼睛，就像你今天采访我，就应该拿一个小DV录下来，说不定哪天你转行了，我就成了你影片中的素材（笑）。

（文章来源：广电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