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了最早的几部影片，也宣告了纪录片这一体裁的诞生。它的形式很多样：可以是对异域风景和生活的寻访，如《北方的纳努克》（1922）；可以是一首视觉诗，如约里斯·伊文思的《雨》（1929）——一个关于雨天的故事，配上一曲古典的音乐，风暴的节奏与音乐的结构刚好吻合；也可以是一项艺术化的宣传。苏联纪录片制作人济加·韦尔托夫曾热烈地宣称，故事片是有害的，正在迈向死亡，而纪录片才是未来的趋势；他制作的《持摄像机的人》（1929）宣传了纪录片这一电影形式。

什么是纪录片？一个简单而传统的回答是：它不是电影。至少不是《星球大战》那样的电影。但院线纪录片又是个例外，比如《华氏9·11》（2004），它打破了纪录片的票房纪录。另一个简单而常见的回答是：它是不好玩的电影，严肃的电影，想要教育你一些事情的电影。但斯泰西·佩拉尔塔的《巨浪骑士》（2004）又是个例外，因为它以一种惊险刺激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冲浪的历史。很多纪录片都很聪明，它们明确地以娱乐观众为目的而制作。的确，大多数纪录片制作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任务是讲故事，而不是写新闻。

一个简单的回答可以是这样：纪录片是关于真实生活的电影。这却正是问题的所在。纪录片是关于生活的影片，但它们却不是真实生活。人们甚至不能通过纪录片看到真实生活。纪录片是关于真实生活的图画，以真实生活为它们的原材料，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作出不计其数的决定：要给哪些人看、要展示什么样的故事、展示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你也许会这么说：纪录片是一种尽力再现真实生活却不试图对生活加以操纵的影片。但是，制作电影时不对信息加以操纵是不可能的。选材、编辑、音效都是操纵。广播电视新闻记者爱德华·R.默罗曾经说过：“如果有人以为每一部电影都必须再现一幅‘平衡’的画面，那他既不了解什么是平衡，也不了解什么是电影。”

自从有了纪录片，就有了在多大程度上操纵信息这一问题。《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早期纪录片之一，但影片中的主角因纽特人却在制作人罗伯特·弗莱厄蒂的导演下，担任了类似于故事片中演员的角色。弗莱厄蒂要求他们展现自己已经不再从事的活动，比如用长矛捕捉海象，让他们对明明知道的事情表现出不懂的样子。影片中的角色“纳努克”，这不是他的真名，愉悦而困惑地对着留声机唱片咬上去；而实际上此人对现代仪器了如指掌，甚至还经常帮着弗莱厄蒂拆卸和组装摄像机。另外，弗莱厄蒂的影片故事框架来源于他与因纽特人多年共同生活的经历，而这些因纽特人也欣然参与了影片制作，并为情节设计提供了很多灵感。

纪录片讲述关于真实生活的故事，并宣称自身的真实性。怎样才能以真心诚意来完成这一目标，讨论永无止境，答案也五花八门。随着时间的流逝，纪录片不仅仅被制作人，也被观众一再重新定义。观众无疑塑造着一切纪录片的意义，因为我们会将自己对于世界的知识和兴趣与影片制作人向我们展示的一切相联系。观众对影片的期待也以先前的观影经验为基础，我们不希望被玩弄和欺骗。我们希望看到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也希望看到真实的一切。

我们并不要求这一切客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不要求它们是全部的真相。纪录片制作人可以时不时地运用诗意的手段，用象征的手法展现现实（比如，用罗马斗兽场的画面来代表一次欧洲度假之旅）。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希望一部纪录片公正、诚实地再现某人对于现实的经验。这就是迈克尔·雷比格老师在他的经典教材里曾提到过的、制作人与观众的契约：“纪录片这一年轻的艺术形式中没有规则，只有一系列的决定：决定你的底线在哪里，决定怎样遵守你将与观众订立的契约。”

“纪录片”这一术语是在早期的拍摄实践中尴尬地诞生的。19世纪末，制作人们刚刚开始对实况事件进行影片录制时，一些人将他们的这些作品称为“纪录片”。不过，这一术语直到几十年后才成为固定的名称。当时，另一些人将他们的影片称作“教育片”、“实况片”、“趣味片”，或者以主题来称呼他们的作品，如“旅行片”。苏格兰导演约翰·格里尔森决定将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用来为英国政府服务。他将杰出的美国纪录片制作人罗伯特·弗莱厄蒂的《摩拉湾》（1926）——一部记录南太平洋某座岛屿上的日常生活的影片——称为“纪录片”，从而创制了这个词语。格里尔森将纪录片定义为“对于现实的艺术化再现”—事实证明这一定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这一表述本身颇具灵活性。

市场压力也会对什么样的影片被归类为纪录片产生影响。哲人制片人埃罗尔·莫里斯的《细细的蓝线》（1988）在影院上映时，专业的宣传人员因票房的原因故意淡化了“纪录片”的概念。这部影片是一个复杂的侦探故事—兰达尔·亚当斯到底有没有在得克萨斯州犯下导致他后来被判死刑的罪行？这部影片反映出关键证人证词的可疑。该案后来重审时，该片被呈为证据，这时，影片的性质就忽然变得重要了，此时莫里斯就必须肯定这确实是一部纪录片。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迈克尔·莫尔的第一部故事片《罗杰和我》（1989）。该片无情地控诉通用汽车公司，指出其加剧了密歇根州钢铁城弗林特的衰落，这也是一部杰出的黑色幽默影片，最初它却被称作纪录片。但当记者哈兰·雅各布森指出莫尔在影片中错误地再现了事件的时间顺序时，莫尔就避开了“纪录片”这个词。他声称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电影，是一种娱乐形式，与严格的时间顺序有出入是为了表现主题，在所难免。

摘自《纪录片》，[美] 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