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发展问题是“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点，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业出现的三大教训促使我们必须把新媒体的发展作为行业的重点来关注，这三个教训分别是： 

对通俗文化的兴起思想准备不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比较正统的文化，历来对通俗文化不够重视。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后很多通俗文化进入国内，邓丽君、迪斯科不胫而走，但很多年都被当作是精神污染，予以抵制。后来才被动默认了，因为已经普及到全国。 

互联网管理没有主动跟上。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合法地位，不承认它是新的传播载体。后来互联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高校调查中，90％的学生把互联网作为了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的工具，这才被确定为一种媒体。有影响的互联网站，都是企业和市场行为所形成的，如果当初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能够因势利导、主动参与、加强管理、趋利避害，就不致于丧失了管理主动权。 

正版音像、电子出版发展滞后。音像、电子出版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却面临不景气的局面。高压缩比的音像、电子非法出版对市场冲击很大。正版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由于原创投资、国家税收等因素价格居高不下，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这几个教训促使我们实事求是地深入的思考：面对技术进步，面对新的媒体、载体、材料和传播方式巨大变革，我们如何应对?是阻挡变革还是顺应潮流?是抓住机遇发展还是用落后的生产力阻挡先进的生产力?我认为，对新技术和新媒体我们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即“主动参与、积极应对，为我所用，趋利避害”。而在认识新媒体发展问题时我们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新媒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在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先进生产力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任何时代都不例外。社会进步本质上是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的，文化也是这样。由于高新技术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推动，我们国家新媒体发展已粗具规模，呈现出几个趋势，主要表现为： 

新媒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比较成熟，这是我国新媒体发展的先决条件。新媒体是一种传播方式，我们不能将传播方式、载体和内容混为一谈。目前传播内容没变，新媒体带来的只是传播方式不同。从全世界范围内来看，新媒体技术已经完全成熟，计算机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中心环节，互联网成为基本载体，光电传导、电子纸也日趋成熟。我国新媒体传播的硬件技术和支持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在通讯领域，技术上不但与国际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有几十项技术能够领先于国外发达国家。 

使用新媒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在新闻出版总署进行的阅读调查中，阅读传统出版物的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而阅读新媒体的人数则以30％的速度在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人群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正是我们出版物市场未来消费的最大主力。再比如说，过去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现在已经大量转移到网络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新媒体已经被读者、观众和听众所接受，人们的阅读、学习习惯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 

新媒体的终端已经相当普及。任何媒体传播都没有今天新媒体传播的条件好，中国目前手机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4.2亿，计算机显示器、阅读器有1.3亿，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有30多万种，新媒体的终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这不是政府规划，而是市场自动形成的。绝大多数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具备新媒体阅读的终端。 

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正在日益丰富。传统媒体每天传播的信息量不及互联网的1/4，互联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带来了精神享受。新媒体的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新媒体的市场逐年扩大，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光是手机的产量每年就是3.3亿。一些通讯公司自己或者通过委托创意公司正逐渐转向新闻媒体内容生产，如开发手机报、手机刊。大批城市的创意园区、文化园区，也正在为新媒体提供内容软件。 

国家十分重视新媒体公共平台的建设，这是发展新媒体非常有利的因素。我国已经在新媒体方面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国家正在着力搭建新媒体重要的平台，组织实施重大工程推动广播、电视、出版、数字出版等新媒体平台的建设。 

“十一五”期间新媒体发展的前景 

今年，国家先后公布了国家“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这三个重要的国家规划中，都把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化的出版、印刷、复制和发展新媒体列入科技创新的重点。例如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就明确地指出“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大幅提高国产动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网络文化产业，鼓励扶持民族原创的健康向上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拓展民族网络文化发展的空间。”纲要还强调“大力推进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新兴行业，加快传统发行业向现代发行业的转换，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业态，发展手机网站、手机报刊、AP电视、数字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的传播载体”。纲要还提出，“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开发数据处理、存储、传输、下载、适用互动等数字出版的增值业务，扩大数字出版的产业群体。”这些都表明国家已经把数字化的出版和传播当成出版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列为“十一五”期间攻坚战。 

从这几个重要的文件，可以看出新媒体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地位，从传播领域具体来讲，有十项工作需要推进，以下重点说说和新闻出版业密切相关的五大工程： 

中华字库工程。推进新媒体发展、互联网传播和数字化出版，第一个需要攻克的技术问题就是中华字库。中国是汉字的发明者，但是汉字的计算机字库却掌握在美国人手里，我们现在使用的一切汉字系统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每年要给美国人付费79亿。如果大规模地发展新媒体，我们就要建立比较健全的中华字库。“十一五”期间，国家要花巨资建立中国的大字库，这是出版界的重大工程。美国人建立的字库不全，大半的常用字都没有，美国人的字库常用字是7000个字，而中国的姓氏就有13000家，所以不够用，现在电子身份证无法做下去，就是字不够。还有古籍里的字，更解决不了，市场需要和实际需要都要求我们建立自己的字库。 

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第1号工程，以实现一种信息多种传播，信息处理、出版发行能够在一个系统里完成。我们要努力在“十一五”期间研发出复合出版系统，就是通过接纳各种信息在系统内进行编辑加工，然后进行多媒体的传播。就像目前数字出版一样，作者、编辑、出版者、发行者、消费者、结算都在同一个网络系统里完成，从作者到销售终端各个环节的利润按比例自动分解到各自的账户。我们的数字复合出版系统是多功能的，既可以出版书，也可以出版杂志和报纸，还可以出版游戏、卡通、动漫等等，在系统内就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态来出版，这些都要有技术支撑系统，是我们出版硬件创新的关键。 

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就是把现有几千年生产的所有知识建成一个总汇性的数据库。从历史上来讲，这些资源有两类：一类是典籍即书，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版业比较发达，文明都被记录下来。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代，我国积累了一大批世界独一无二的知识；另一类是文物，文物是对历史的证明。而从当代来说，当代所有的知识都要进入到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中才能够得到有效保存。中国出版的书报刊现在已经位列世界第一，每年出版图书22万种，报纸每年出版404亿份，期刊年总量28亿份，还有其他载体存储的知识不计其数，而要把所有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就必须建立国家知识资源的总数据库，实现有效的存储和使用。

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一方面因为现有的保存方式对古籍保存效果不够理想，另外一方面因为现有的保存方式使古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再有就是它不利于古籍的传播，因此通过数字知识库保存古籍，是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古籍数据库与知识资源数据库是同一类，古籍迫切需要实现数字化。上海有些出版社做了古籍书架，他们把收到的古籍全部数字化做成书架，保留了原作、原书的形态风貌，比如读者想看唐朝诗人的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原来的版本，也可以打开它的某一页去看，如果眼睛不好，它还可以自动朗诵。通过光盘存取，这个小小的书架就解决了《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古籍的保存和传播问题，这为我们古籍数字化提供了示范。 

国家动漫振兴工程。我们要下决心推动动漫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组织生产更多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优秀国产动漫产品，建立动漫生产基地，扶持创意园区，打造动漫产业链。 
　　我国在新媒体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像手机、网络、电子纸等新媒体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技术水平已经与发达国家相接近，而以上这些工程就是要推动新媒体技术在传统新闻出版业的应用和推广，今后还会有新的媒体载体和新的材料不断涌现，还会出现新的业态，对此整个新闻出版行业一定要有紧迫感，不能错失良机。管理主体必须跟上新媒体发展的步伐，总体上来说，过去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媒体，事后的行政处罚占了主导地位，新媒体的发展则要求对管理体制要做相应的改革，要实行关口前移，科学管理。“十一五”期间研究新媒体管理的科学方法，开发管理软件，也是十分紧迫和必需的。 
　　对新媒体的管理，国际上也处于探索阶段，美国也没有很好的管理方法。用传统方法管理新媒体肯定不行，但是放任不管更不行。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管理，用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在管理方面，“十一五”期间还需要解决有关新媒体管理的政策和法规等若干问题，加快实现管 理方式的创新和技术手段的突破。 

（文章作者： 柳斌杰 ）